武士道“死狂”的另一面，是日本花道里的“物哀”精神。日本人在“死狂”中求死，在“物哀”里看生，從武士道到花道，完成了一個生命的過程。

多愁善感、毫不留情、哀婉、凄美、殘酷等等，就是我們通常無法理解的日本人的“物哀”了。日本人觀花，是在落花一瞬中感悟人生無常，正是這種人生無常感打開了日本人的“物哀”之眼，在插花儀式中觀花悟人生，形成日本特有的花道精神：人生如花開花落之短暫，與其“賴活”，還不如以美的盛姿，去裝點生命的一瞬以求“好死”。如果武士道是日本人的手背，那么花道就是他們的手心。從這兩點進入日本文化，應該是了解日本人比較容易的一個視角。

日本一位植物學者說，沒有文化的原始地方，是不會培育花的。喜馬拉雅原住民就討厭家畜不吃的花草。而養花的文化中心，世界上只有兩個，西方從希臘到羅馬乃至西歐，東方是中國和日本。

這句話有兩層意思：第一，對于原始生存狀態的人，花草是解決人或牲畜的食料，與人的精神、審美或文化無關；第二，花草是一種文化，它超越了原始生存的功利性需求，直接進入人的精神生活，對花的態度，反映一個民族的文化格調。

的確，日本人愛花獨特，愛出了信仰色彩，悟出了生死在落花一瞬中獲得的美學意義，這印證了知堂老人所說的：日本文化的特點是美。

永恒的“物哀”

對于日本人來說，“物哀”不僅是情和意的狀態，還是知的態度。知、情、意是合一的，可文化的選擇，卻往往突出其中一字。例如，古希臘文化是愛知的，情、意二字，亦趨于知，連藝術都知性化了，哲學就更是愛知的學問了。而日本文化是主情的，表現為一種“物哀”的美學樣式。

“物哀”在這里并非消極的心態，也沒有頹廢意識，而是關于人對花所產生的生命感發，賦予了美學意義上的道德指向，所謂“仁民愛物”和佛教慈悲心，都是對生命的一種態度。在日本人看來，瞬間是一種時間的殘缺美，在這瞬間的殘美中截取人生的意義，以獲得對終極死亡的自由，才是一場永恒的“物哀”。

審美意識和宗教感結合，是日本人知、情、意的神性底蘊。神性不在人的理性范疇內，它便成為日本人的信仰托所。于是，幸運的日本人，可寄存信仰的地方很寬敞，既在審美領域，也在生活中。

人是什么？這個答案怎么寫？應該是有多少人就有多少個答案；花也同樣，觀花之眼十人十色。日本人以“物哀”之眼看花，情色皆美，內心卻難免焦慮，獨缺陶淵明的“悠然”之心。因此，日本人的任一“花道流”都離不開禪佛為花道立憲，以“禪”定神。但如果僅僅以“禪”安頓他們的焦慮之心，畢竟瞬間太短，有太多的來不及，日本人便要抓緊消費那一瞬的生命。

日本民族的這種內心緊張，也許來自于他們的島國風土，即使面對他們視為生命的花，也不能完全釋放出來，“物哀”反而加劇了這種緊張感。因為日本四面環海，茫無際涯，島國像被大陸流放的浪子，如落花一朵，飄搖在太平洋上。那片土地的身世，給生長于斯的民族，一個刻骨銘心的“棄兒感”，好像先天被大地拋棄，于是在其文化的骨子里，便沉淀了一種宿命般的浪人情結，并由此養成了日本人的精神特質。

浪人尋求歸宿，目標是大陸，對大陸懷有一種回歸的期盼和感哀的眺望，形成“物哀”的心結。只要這種風土不變，“物哀”之心就會恒在，重新融入日本風土，養成日本人的性格基因。一旦有機會就會由“感哀的眺望”，化為“死狂”的豪邁，一躍而登陸。

同樣是海洋民族，希臘民族因其與大陸相連，而有足夠的自信，去引領文明的風騷；日本民族則因其孤懸海外，處于文明的邊緣，而難免自卑。

自卑，帶來了正反兩面，正面是歸依，反面是征服。派遣唐使，當然是歸依；可是搶占朝鮮，覬覦滿洲，那就是要征服。奈良時代到江戶時代，日本人有歸依，也有征服。期間，打了兩仗，跟唐朝打，跟明朝也打，結果，都像落花一樣，敗了；但明治維新后跟晚清打，贏了；二戰時再戰中國，最終還是，敗了。因此，這種孤懸海外的島國風土，恐怕使得日本人的“物哀”情結，一時難以化解，也許要做好永恒之精神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