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訓是一個家族或家庭內祖先對于自身和后代如何生存、生活、處事和工作的經驗教訓總結，發揮著家族之內法規準則的作用。先祖通過總結自己對時事政治、經濟和社會百態的看法，來向后代傳遞自己的價值觀，希望通過訓誡和教化的方式來塑造和影響家族成員的價值觀和處世態度。家訓涵蓋的內容十分廣泛，包括君臣關系、家族關系、生活之道等方面的訓勉。在中國，古時家訓的產生多源于社會動亂和家族求生之時，目的是在統一家族成員思想觀念的基礎上，延續家族血脈。
《顏氏家訓》是漢民族歷史上第一部內容豐富，體系宏大的家訓，也是一部學術著作，成書于隋文帝滅陳國以后，隋煬帝即位之前(約公元6世紀末)。作者顏之推，是南北朝時期著名的文學家、教育家。
而在日本，家訓是維系整個家族基業長青的活動準則和價值觀念，是隨著日本家族企業的創建和發展而不斷趨于完善的風向標。由于近代日本企業有相當一部分是江戶時代商家的延續，即使是明治維新后建立的新企業，也無不是在“家”的基礎上形成和發展起來的。于是，家訓在新的社會條件下有了更廣闊的發展空間。像三井這樣的老字號企業保持了舊有家訓的延續性，在修改時注入了近代的思想內容，以作為家族成員和企業之間的約束。在形式上，近代以后的家訓多以“家憲”相稱，以突出家訓作為家之法律的效力。三井家訓在后期也多寫為“家憲”。不論在中國還是在日本，一部完整而嚴格的家訓作為家族長輩傳遞給后輩的行為規范和處事原則，構成了中日家族延續血脈和家業的軟實力。
日本家訓的起源與發展
日本家訓的產生可以說受到了中國傳統家訓和儒家文化的影響。作為日本第一部家訓，奈良時代吉備真備的《私教類聚》（公元769年左右）參考了中國“古代家訓之祖”《顏氏家訓》而著成。日本家訓的鼎盛時期存在于日本封建制度時期，幾乎貫穿了封建時期的始末。在平安時代，日本的皇親貴族中出現了以家訓為形式的訓誡條例。日本家訓推動了日本民族文化的發展，并且由于社會結構的多樣化，家訓遍布于各個階層的“家”之中，如貴族、官宦、武士、商人、農民等。
吉備真備（695年－775年），日本奈良時代的學者、政治家（公卿），曾任兩次遣唐使。
進入了武家社會后，武家家訓、商家家訓和農家家訓都相繼發展，其中特別是商家家訓的快速發展與商家延續自身鑄就家業的強烈愿望有緊密關聯。當時商人被置于“士、農、工、商”之末，一方面由于身份的低微，使得家族先輩對家業的獲得十分珍惜；另一方面，這種社會階層的固化無法使這些家族依靠求官來改變家族命運，于是讓日本商家產生了全心全意發展家業的想法。在這種情況下，商家先祖希望通過家訓的方式來告誡子孫經營和為人之道，從而永葆家業長青。
到了近代，特別是在明治維新后，在日本近代資本主義的興起背景下，出于完善企業治理和延續家業的目的，商家家訓得到全面發展。進入現代社會后，由于近現代企業的社訓產生于之前的家族家訓之上，因此企業的社訓也被視為家訓的一部分，其內容也不斷更新改變。由南開大學日本研究院李卓教授主編的《日本家訓研究》，提到了日本的家訓可分為以下5類：一、武家家訓，如《六波羅殿御家訓》、《毛利元就狀書》、《德川光國教訓》等；二、商家家訓，如住友家家訓、三井家家訓、巖崎家家憲等；三、女訓選擇，如《女大學寶箱》、大久間象山女訓等；四、往來物選擇，如實語教、童子教等；五、企業社訓，如住友商事、三菱商事等。
不得不提的三井家訓
1694年，73歲的三井創始人三井高利逝世，臨終前三井高利留下了關于三井家族財產分配的遺言，這份遺言被稱為“宗壽居士古遺言”。享保7年（1722年），三井高利的長子三井高平整理父親的遺言，并根據遺言的內容制定新的戒律《宗竺遺書》，三井高平與兄弟們決定將《宗竺遺書》作為三井家的家訓，內容包括三井家族的為人處世之道、事業上的發展之道、財產分配比率、子孫的教育法等。家訓以保持三井家族的繁榮為宗旨，對從要求族人團結一致開始，到總領家的地位及權限、養子的待遇、與幕府的關系等50多個項目做了詳盡的規定。
《宗竺遺書》的內容
一、 不擴大同族的范圍，無限制地擴大同族一定會帶來騷亂，同族的范圍限定在本家?連家；
二、 關于結婚、負債、債務的擔保，必須經過同族的協議，每年收入的一定金額作為儲蓄，剩下的部分按各族各家的比例分配；
三、 應該終身投入工作，禁止沒有理由的隱居、奢華的生活；
四、 禁止大額貸款，因為回收困難，易結下孽緣陷入反目的困境，不得已的情況下借給其小額，但是不要期待會返還；
五、 做買賣需要迅速果斷決策，一時的損失會給日后帶來重大損失；
六、 帶領團隊必須自己精通業務，因此同族的子弟應從徒弟開始做起，從小接受教育。
《宗竺遺書》得到了三井家族的守護，明治33年（1900年），作為《三井家憲》再次修改，近200年的時間，《宗竺遺書》的精神支撐著三井家業的發展壯大。
三井家族的家訓不僅對三井家族起到重要的作用，而且對整個日本的商業買賣也起到了文明教化的作用，總領家三代掌門高房，在被眾人稱為“大商人的模范”的父親三井高平的見聞之上融入自己的見識，為同族人編寫了戒律書《町人考見錄》，書中詳細地列舉了成功的商人和失敗商人的案例，并對所有的事情做了具體的教案分析。
家祖三井高利要求子孫后代財產共有，共同運營。三井高利的子孫后代嚴格遵循“兄弟一家”的遺愿繼續高利的事業，同時也不斷擴大業務開辟新的店鋪，一套家訓似乎滿足不了日益龐大的三井家族，在寶永7年（1710年）設置了“大元方”（統轄三井事業的機構）的管理措施。對于大元方的機能我們可以理解為現今的控股公司，現在看來，“大元方”的設置應該是日本商業史上的一個里程碑式的革新。當然，這種新的嘗試并不是一開始就有一套完整的系統的操作模式，家族與事業之間反復的試行錯誤讓三井家找到了三井家族與三井事業之間新的方向。
《三井家憲》的再修訂
隨著時代的變遷，族內的各種組織、制度開始老化，到了江戶中期逐漸失去了創業時期的商家主人的領導力、創新性，實際的經營業務開始僵化，曾經支撐三井家族興旺發達的家訓并不能完全適應時代的變化。而不能適應時代變化的不僅僅是這一個家族，這個國家也迎來了由幕府開始的改革。
幕府時代也使三井家族遇到了有史以來最大的一次家業生存危機，那就是幕府要求巨額的貢金。三井家族的人考慮更多的原因則來自自身體制的老化，而在這個時期出現了一個極具商業天賦的人三野村利左衛門，被稱為是三井家族的救世主，三井明治初期的奠基人，也被稱為三井中興之祖。因為三野村在將軍府的多方努力，免除了三井家族的巨額貢金，不僅如此，還從政府取得了在日本全國做匯兌業務的特權，不僅幫助三井家族脫離了危機，更是擴張了三井家族在產業上的疆土，打開了三井的金融之門。
舊的問題得到了解決，三井家族又面臨著新的難題，三井家族一直是以“財產共有”的形式經營家業，但是新的民法規定“營業性財產立足于個人所有權”，這就意味著三井家族的“財產共有”的規定與國家的法律是相違背的。“大方元”機構的設置使得營業資本為三井家族共同所有，不分家的措施讓三井家族得到了持續的繁榮發展，無論如何三井家族希望能夠保留這個制度。1874年（明治7年），三野村針對三井家族及三井家業的應有形態做出了各種規則的改定。在三野村去世后的1886年（明治19年）日本進行了家政改革，1889年（明治22年）頒布了大日本帝國憲法，第二年公布了民法、商法，這些法律的頒布對三井家族都產生了不小的影響，三井家族齊心協力積極響應國家政策法規的頒布與修訂，同時依靠政界要人為自己家族修訂新的三井家憲。
此時三井家族的改革依靠的是井上馨（明治維新元勛、第一次伊藤內閣外相、第二次伊藤內閣內相、第三次伊藤內閣藏相，黑田內閣農商相，別稱三井大掌柜），根據井上改革的主張，三井家族開始制定新的家憲，井上與法學博士穗積陳重（日本家族法之父、男爵、澀澤榮一外孫）、都筑馨六（政治家、男爵）商量并開始為三井制定新的三井家憲。
家憲全文共10章109條，重點是三井十一家“財產共有制”的維持，民法上規定個人持有財產，支持分家的要求，但是三井十一家的戶主表示“絕對不做分家的要求”，以家憲為名各戶主簽名并交換契約，奠定了三井財產共有制度可持續的基礎。
家憲制定的當日，位于東京有樂町的三井會所里聚齊了三井十一家的26名當家以及井上馨、都筑馨六、澀澤榮一、穗積陳重、益田孝（大正初期三井大掌柜、男爵）、中上川彥次郎（福澤諭吉外甥、三井財閥總經理）等7位高級顧問，以神道的儀式舉行了家憲奉告儀式。一個家族家訓的制定，牽動政商法三界大佬的案例并不多見，或許在如今的民主社會這樣的方式不見得值得提倡，但足以證明三井家憲在維持三井家族的發展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以家憲、家訓為核心的經營思想的成立，無論時代怎樣變遷，三井家族都克服了存續的危機，就算在動蕩的幕府時代也積累了大量的資產。無論是從江戶到昭和時代，整個人類社會經歷了慘無人道的戰亂與激烈的社會變革；還是昭和時代后日本結束經濟高速發展時期，泡沫經濟的崩潰加速了產業界的合資并購，比如三井石油化學工業與三井東亞化學合并為三井化學；乃至到了平成年三井系與住友系合并為三井住友集團的強強聯手。可見無論社會動蕩不安還是在競爭激烈的年代，三井的精神持續影響著三井集團的每一家關聯公司，每一個員工。
無論歷史如何評判一家企業，但三井在商業界、家族傳承方面的經驗值得我們去研究、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