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日本人遭受的大氣污染遠比中國今天更為嚴重，PM2.5持續爆表。日本當時的大氣污染主要是光化學煙霧污染，是汽車、工廠等污染源排入大氣的等一次污染物在陽光（紫外光）作用下發生光化學反應生成二次污染物，兩次污染物的混合物所形成的煙霧污染現象。當時，東京患呼吸道疾病的群眾迅速增多，許多民眾后來組團控訴政府和企業，最終成為了推動日本政府就防治大氣污染立法的重要力量。

20世紀初，日本進入高速發展時期，以鋼鐵業和采礦業為甚。工業的發展給環境帶來了巨大的壓力，深受空氣污染影響。據大阪市立衛生試驗所調查，1912年至1913年，大阪每年降落的煤塵量為每平方公里452噸，1924年至1925年上升至493噸。大阪市民即使在炎熱夏天都不能開窗。但這僅僅是戰前日本城市大氣污染的一個縮影。

1945年二戰戰敗后，日本的采礦業陷入停頓，空氣污染一度緩解，但戰后日本開始了重建，經濟開始復蘇。從1955年起，日本進入了前所未有的經濟高速增長時期。隨著經濟的增長，能源的消耗也越來越大，嚴重的大氣污染和其他形式的環境污染，困擾著整個日本。1952年至1953年，冬季的東京會因取暖排放黑煙而“白晝難見太陽”。

日本高增長期的大氣污染并非只限于原有工業地帶，日本在戰后大力推動以京濱、中京、阪神、北九州等四大既定工業帶為核心、以“太平洋條形地帶構想”為基礎的“新產業城市”規劃。在這一過程中，由石化產業造成的“聯合企業公害”開始出現，最典型的莫過于“四日市公害”。

當時的工業城市神奈川、千葉以及大阪，神戶周圍都是黑煙滾滾，大氣污染也從原來的顆粒狀大氣污染轉變為硫磺酸化物污染，并且直至擴展到日本本州的太平洋區域，嚴重的大氣污染使得東京“白晝難見太陽”，城市能見度只有30-50米，汽車你白天打了大燈也開不了，硫化物刺鼻的味道在部分地區都可以聞到。

1961年，日本四日市由于石油冶煉和工業燃油產生的廢氣，嚴重污染大氣，引起居民呼吸道疾病驟增，尤其是哮喘病的發病率大大提高。1964年，四日市連續3天濃霧不散，嚴重的哮喘病患者開始死亡。1967年，一些哮喘病患者不堪忍受痛苦自殺。到1970年，四日哮喘病患者達到500多人，有10多人哮喘病死去，實際患者超過2000人。

1967年，一些哮喘病患者忍受不了疾病帶來的痛苦而紛紛自殺。到1970年，四日市哮喘病確診患者高達500多人，但其實世紀患病人數超過了2000人，截止到1972年底，全國確診的患病人數高度6376人，其中11人最終死亡。

當時的日本政府很快整理出了思路，他們清醒地意識到大氣污染的兩個主要發生源是“固定發生源”工廠和“移動發生源”汽車。然后日本政府開始有針對性地進行污染治理。一方面對于固定發生源，采取了安裝脫硫脫氮裝置的辦法;另一方面針對移動發生源，出臺法律法規限制車型車輛;第三，借助信息化手段進行有效的監督和控制。

空氣污染最嚴重的60年代，日本社會對公害的關注空前增強。日本在1962年頒布《煤煙限制法》、1967年制定《公害對策基本法》、1968年出臺《大氣污染防止法》。遺憾的是，這些環保法案的執行并非一帆風順，最初遭遇到多重阻力和抵制，在高增長的1960年代后半期，日本幾乎所有的重要城市都未能依法達標。

從1960年代中后期開始，要求損害賠償和禁止排污的一系列“公害訴訟”正式拉開帷幕。圖為1998年8月，東京，川崎高速公路尾氣受害者家屬抱著受害者遺照上法庭。

在這種情況下，日本政府開始重視環境問題。先是開始調集專家分析大氣污染的原因，得出結論主要是由于光化學煙霧，污染的主要來源是工廠和汽車排放的廢氣。找到根本原因后，政府開始分階段進行治理。前20年主要聚焦在對工廠的治理上，后20年致力于汽車污染治理。

在針對工廠的治理上，主要是針對工廠煙囪排放出來的氣體硫化氫等有害物質。日本政府根據工廠煙囪高度、工廠所在區域大氣污染狀況等，制定相應的排放標準。此時，如果搞一刀切，全面限制工廠氣體排放，可能會影響日本城市化進程，所以日本政府將初始化目標定為：讓區域內大氣污染狀況受到抑制，不再繼續擴大。也就是讓一個地方的大氣狀況“今年比去年好，明年比今年好”。總之，全力讓企業死守排放標準，逐步實現大氣污染徹底治理。日本政府為了讓企業都重視排放標準，于1968年推出《大氣污染防止法》，將各種工廠排放氣體標準上升到法律層面，保證處罰有法可依。各地方政府、居民等紛紛締結公害防止協定，居民可以進入工廠監督污染物質的排放情況。

同時，日本政府請專家替工廠想辦法減排：政府出錢讓科研機構研發可以裝在工廠煙囪上、能去除有害氣體的裝置，并研發可代替工廠原料中硫磺成分的物質等。這些新設備和新原料，政府均讓工廠以按揭的方式購買，并用于日常運轉中。這種做法當時在大阪率先開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后，在日本全國推廣開來。

與此同時同時，“公害訴訟”紛紛勝利。民間“環保”輿論日益高漲，全國的“反公害”市民運動席卷全國。自下而上的動力幾乎成為日本治理污染出現轉折的最關鍵因素。實際上，數十年來，日本民間的環保運動從未停止。圖為2002年，東京地方法院判決政府和城市高速公路公共公司賠償總計7920萬日元給7名提出訴訟的哮喘病患者。

通過這些公害訴訟，日本建立起了一套獨具特色的救濟、補償制度。比如《救濟公害健康受害者特別措施法》和《公害健康損害補償等相關法律》等。

70年代，日本確立了一些極重要的法律原則，如“預測污染物對居民健康的危害是企業必須高度重視和履行的義務，忽視這些義務等同于過失”、“只要污染危害超限的既成事實成立，即使無過失，也應承擔賠償責任”等。80年代，日本開始多渠道整治污染，國家政府對環境極為重視。

工廠造成的大氣污染治理取得階段性勝利后，日本政府在后20年著手治理汽車尾氣。由于經濟發展，私家車成為主流，路上的汽車越來越多，交通擁堵、汽車尾氣排放量陡增。對于民眾，政府不能像對待工廠那樣“限制排量”，也不能強制人們不開車。日本政府便請來科研機構對汽車進行改良，科研機構與汽車廠商共同改良汽車引擎，將其升級為性能良好、且排放量低的引擎。這類汽車一經推出便得到廣大民眾的擁護，很快就淘汰了耗油高、排放量大的汽車。即使到今天，日本汽車廠商還在不斷致力于清潔能源汽車的開發。電動車、油混動力車等在日本不斷推陳出新。此外，日本政府還大力修建四通八達的鐵道交通網，開車上班的人越來越少，坐電車已成為人們的主要出行方式，家庭汽車的使用也大幅降低。

2000年，日本修訂的《關于確保都民健康和安全的環境條例》明確規定了出現嚴重空氣污染時應該采取的緊急措施，包括向居民通報有可能發生的嚴重污染，呼吁減少駕車出行等。

汽車尾氣一直是空氣污染的主要原因之一。于是，2003年，東京推出一項新立法，要求汽車加裝過濾器，并禁止柴油發動機汽車駛入東京。1989年，日產公司，工人在安裝尾氣過濾器。當時的日產汽車公司擁有世界上最先進的尾氣過濾技術。

日本在解決工業污染的過程中，充分利用消費者的市場約束力。在全社會形成了“使用綠色環保產品為榮”的消費理念，微環境保護支付了必要的成本。政府在市場上推出綠色環保標志制度，鼓勵消費者購買環保產品。不要小看這小小的環保標志，在市場要商品如果沒有這個小標志，消費者是不會認可購買的。產品賣不出去怎么辦?不好意思，請您環保達標貼上標志吧。在日本，一個企業如果對環保無動于衷，消費者就不會滿意，市場就會淘汰其產品。也就是說，環保不僅是政府的要求，也是市場的要求。如此良性循環，環保問題不僅得到了消費者的重視也促使企業加強環境保護的力度。

2000年3月10日，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在記者招待會上展示柴油的污染。嚴格限制柴油車的廢氣排放，成為石原任內的公認“亮點”。

2004年，東京開始使用油電混合動力系統的出租車。這種汽車燃油經濟性能較高，可以降低油耗，因此在當時被稱作“生態出租車”。

環保二字在日本深入民心，各種條例的出臺更影響了日本汽車工業的發展趨勢。排氣量660cc以下的汽車因其環保、小巧而深受歡迎，成為日本汽車市場的主流。

城市綠化是日本治理霧霾的重要手段，東京有關當局規定，新建大樓必須有綠地，必須搞樓頂綠化。東京的綠化很少種草，而是種樹，不但要綠化面積，還追求綠化體積。

圖為90年代，幾名僧侶在一個工廠附近為環境祈禱。通過數十年的努力，日本社會形成了一股合力對抗空氣污染。

日本在與霧霾的戰爭中取得了最終的勝利，也成就了我們現在旅行所向往的純凈日本。

霧霾，一個在經濟快速發展的社會中，我們明知會來的怪物。無法阻止，但也一定不要讓他們在中國停留太久。